金融界1月11日消息，在2022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表示，2028年-2030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深圳有望替代硅谷，成为全世界的创新中心。国际资本在给中国投下yes票，中国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外资吸引国，这说明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有希望的国家。

      姚洋断言，未来30年是中国千年以来最好的30年，上一次还得回溯到北宋宋仁宗时期的40年。“因为中国又重新回到世界技术的前沿上了，我相信技术决定一切。”姚洋表示，不管是在一般技术领域、中等技术领域，还是在高技术领域，中国都重新回到了世界前列，例如AI、太阳能、电动车。

      姚洋其人，是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也是“金融40人”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我近年来注意到其人，是因在网上不时他看过他的演讲或看过他的文章，发现他见解独到，言语犀利，金句频出。

      比如，他对中小学义务教育的观点，建议把义务教育的年限延长到10年，他建议小学可以改成5年，初中高中不分家，总共6年的学制改为5年。

      比如他建议取消高考英语考试，彻底灭掉超级高中。特别是对目前实施的借鉴德国职业教育模式，对中职、普高五五分流教育改革，姚洋极力反对。他认为，太早把孩子们分流是错的，初中结束就分流对很多孩子来说是打击。应该给孩子们希望，让每一个孩子读完普高，这时候他们的心智比几年前更加成熟，可以去选择究竟是读大学还是去学技术。我们学到了德国的分流，但没学到精髓，因为德国的技校教育也非常好；德国的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待遇好；德国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限拉得很长。

      比如自去年疫情爆发后，他呼吁政府应该给低收入人群发现金补贴，对穷人直接发现金，三个月不花掉就作废。

      比如，他还提醒一定要防止地方政府掀起新一轮的债务高潮，过去十年间已经发生过两次了，事不过三，不能犯第三次错误。

      姚洋最为社会公众称道的是他曾直言“请胡（鞍钢）金（灿荣）、张（维为）等祸国殃民者，不要再误判美国衰退。美国没有衰退，中国也未到冒头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误判为这是美国的衰退，千万不要误以为中国冒头的时机已到，去挑世界的大梁，现在还远远没到那个时候。

      这些观点，通过近年来的发展事实印证，姚洋是一个的能替弱势群体发言，具有良知理性务实的专家学者，与胡、金、张的这类狂妄无知、傲慢自大、为博取眼球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货色不是一个层次。

      但是，对姚洋教授比较推崇的北宋时期，我却持商榷的观点。

     近年来，我曾写过被众多门户网站纷纷转载阅读点击率甚高的数篇文章来赞颂北宋时期。但我的文章观点，都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赞颂宋朝是我国数千年历史上专制王朝中，对待文人士大夫最宽容、文字狱最少的时代，这主要得益于开国君主赵匡胤在黄袍加身后，立下的“勒石三戒”祖训：“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连坐支属”的开明远见，并得到了子孙后代的忠实遵行。

      由此便诞生了唐宋八大家有六位出现在仁宗一朝；世界第一张纸币诞生在仁宗一朝；四大发明有三项或出现或开始应用于仁宗一朝等的史誉。

      有宋一代的政治开明，在此只列举两个例子证明。

      嘉佑六年（1057年），苏辙参加科举科殿试，在试卷里愤然写道：“我听人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只以饮酒作乐为生；皇上既不关心百姓疾苦，也不跟大臣商量治国安邦大计。”

      这基本上是道听途说的虚妄之言。如此“恶毒攻击”他将要效力的皇帝，简直“大逆不道”。考官们自然共同撇嘴说不要论罪惩罚。这时，宋仁宗却发话了：“朕设立科举，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只是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予功名。”

      最终，苏辙与兄长苏轼同登制举科。宋仁宗甚至还为兄弟俩的策论断言：“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欣喜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四川一个士子献诗给成都太守：“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这不是明目张胆煽动造反么？

      成都太守将他缚送京城，仁宗却道：“这老秀才是急于要做官却始终当不上，这才写诗泄泄愤而已，怎能治罪呢？不如干脆给他个官做做，说不定因为感激，他会做得很好。”就授其为司户参军。

      由此可见，正是宋仁宗的一个仁字，将祖上这一理念推行到令人称羡的高度。使北宋一朝奠定了厚待知识分子、宽恕异己人士的仁政的基础。

      对于大多数朝廷臣子来说，宋仁宗确实是个好皇帝，这位皇帝在位四十一年，每天都是一贯的好脾气。朝堂上经常被纪监委书记包拯弹劾反唇相讥喷了满脸唾沫，照样是和颜悦色不生气。在他手下为官，不但不用提心吊胆，官做到富弼那种级别的文官，都是“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都是混满三年日子就加官晋爵，如何不是好时代？

      对于舞文弄墨的文人骚客们来说，这当然更是个好时代：官员“编制”比宋初暴涨了一万多人，均是安安心心享受有钱有闲按部就班的官场生活。既然有钱有闲，当然就少不得灯红酒绿、吟风弄月，沉醉于忘忧乡中，于是大宋的诗词书画等各门类艺术，也是井喷般发展。两宋文化史上群星璀灿的英才，几乎全云集在这四十年。以这繁华景象是形容，确实是“最好的四十年”。

      但是只要熟读北宋史，也不难发现，至今常被大唱赞歌，被冠以史上“最好的四十年”的宋仁宗荣耀光环时代，民生疾苦还是很重的。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大宋枢密副使富弼，这位当年怒怼辽皇，刀兵加身都不变色的硬汉，却突然告诉宋仁宗“自己很害怕”。他害怕什么呢？因为这几年，北宋三四十个州都闹“盗贼”，而且这些盗贼绝不小偷小摸，通常是大白天明晃晃的杀进州城，把府库抢个精光。平民百姓如此明目张胆地造反景象，怎能不叫这位大宋高官惶恐不已，以至于“每念及此，不寒而战”。

      富弼这个人，是北宋名相、文学家。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富弼通过科举登上政治舞台，先后被授职于监丞、直集贤院、知谏院等职。这个人具有非凡口才思辩才能。庆历二年（1042年），奉命两度出使辽国、西夏等国时，以增加岁币为条件，据理力争，拒绝割地要求，为争取辽与宋、西夏仨国之间结束战争创造和平周边环境，使北宋得以创造聚精会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立下汗马功劳。

      宋朝设置的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相当于现在的的国防部，长官为枢密使，地位略低于宰相，但可以分割宰相的军政权，就相当于现在掌握大部分军权的人。

      富弼这个人多年来出使国外，加上平日里关心民生疾苦，在任枢密副使时，曾与范仲淹等共同推行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职地方为官；后又因反对王安石法，再度被贬职，两度被贬职的经历，使他能体察了解民间百姓的疾苦实情。

      但就是为这个时代呕心沥血一辈子的富弼，却“惶恐不已”，为何呢？

      以富弼的叹息说：“非盗贼果能强盛，自是朝廷只守弊法，不肯更张”。说白了，北宋发展到宋仁宗年间，就到了这种朝廷财政困难“揭不开锅”的地步了。有多“揭不开锅”？先看一个基本问题：宋仁宗年间，官员的工资福利一涨再涨，“馈赠”给辽国与西夏的“岁币”也是一加再加。可这表面上的这繁华究竟是谁来买单？谜底被包拯一语道破：“重率暴敛，日甚一日”。就是对民间的苛捐杂税岁岁加重，而且得靠横征暴敛。被“刮”的尤为狠的，就是老百姓。

      究竟有多狠？先看田赋。北宋的田赋，承袭自唐代两税法，理论上税率比唐朝低，操作起来却是另一样，首先是附加税极多，基本是隔一两年就要加。以宋仁宗年间名臣韩琦的统计说，当时北宋农民要交的附加税“杂钱”，有牛皮、农具、盐、鞋等十多种名目，五代时的“身丁钱”等苛政，也被北宋“完美继承”下来。连精于算计的北宋大科学家沈括都说，北宋农民要交的苛捐杂税，简直是“名件繁琐”。

      比田赋更重的，还有北宋的劳役。北宋的劳役十分繁重，由于北宋劳役制度繁琐，可钻的空子也就多。有钱人往往能巧立名目，把本该负担的劳役，统统甩锅给底层的老百姓。家里稍有点钱的普通百姓，往往被强制充任“衙前”，负担相关差役，而且最忙的劳役，通常都是农忙时节，服一次役就倾家荡产。所以，为了逃避劳役，宋仁宗年间的农民们，也是“智如泉涌”。有的“孀母改嫁”，有的“亲族分居”，甚至不敢“多种一桑”、“多置一牛”。为了躲避苛捐杂税和劳役，老百姓恐惧感已经到了闻捐色变的程度。

      平民百姓如此悲惨，村里那些稍微富裕的有钱人，为何不能互帮互助？这在宋仁宗年间从底层成长起来的青年时期参加科考的青年司马光的笔下，就此愤怒抨击道：北宋农村的有钱人，别说纳税服役，还经常把上门的里长打出去。简直是“税不可督”，然后“所差户长辄逃去”。而以北宋中期名臣吴充的叹息，北宋农民为躲赋役逃亡，早已是见怪不怪的现象，好些人更是“不得已而为盗贼”。那些纵横各州，让硬汉富弼都感到害怕的“盗贼”，都是这么来的。

      朝廷摊派的苛捐杂税如此之重，导致民间盗贼如此猖獗，那承担维护地方治安秩序大宋的军队又是怎样的呢？

      在宋仁宗“最好的四十年”里，除了与西夏的短期战争外，大多数时候也算太平，按说应减兵减赋，休养生息。但事实上却出现怪异现象，明明和平年代，宋仁宗之前的大宋禁军不过才90万人，到了这“最好的四十年”，军队兵员一口气暴涨到125万。为养这么多军队的银两庞大支出，朝廷别无它法只能用“重率暴敛”。

      养了这么多官兵，那么民间百姓群起“盗贼”四处大流窜时，怎么还用不上？用宋仁宗年间名臣欧阳修说，单是百万宋军用的兵器，百分之八十都不合格。尤其是地方州郡的武器，以同时期参知政事（宰相）张方平的话说，那更是“实皆滥恶”。比这更不靠谱的是兵，宋仁宗时代另一名臣田况，曾生动描述大宋士兵的操练现场：最精锐的大宋骑兵，不过能骑马开五六斗弓，发射出来的箭，放出去就掉身边。这样的废物兵，平叛上去基本送死。

      元丰六年闰六月二十二日（1083年8月8日），富弼在洛阳的家中去世，终年八十岁。 他亲手给宋仁宗写好遗奏封存，让他的儿子富绍庭献给朝廷，其内容如下：

      陛下即位的时候，正是邪臣采纳进言任命官员的时候，听受不适宜，致使陛下失聪误明，逐渐养成祸患。如今上自辅臣，下到士人，都害怕祸乱图谋利益，长久以来成了一种败坏的风气，忠诚正直之言，不能再让陛下听到。臣下年老害病将要死了，还有什么要求呢？只是不忍心陛下辜负圣明，于是倾尽肝胆，希望陛下哀惜怜悯愚臣，对愚臣之议加以采纳。去年永乐之役（指1082年的宋夏永乐城之战），兵民死亡数十万人。如今久戍（意指长年征战）不止，难道能讳言过失，由于失败感到耻辱而不考虑挽救当时的祸患吗？天地是最仁慈的，难道会和羌夷较量曲直胜负吗？希望归还侵占的土地，停止战争让老百姓得到休息，让关、陕之间，慢慢地产生生机。加上陕西又设置保甲，修葺教场，州县都实行，势头犹如星星之火形成燎燃之势，人人都惶恐害怕，很难再任用，还不如罢免停止来怀柔安抚。臣下所陈述的事情，都是对于国事的济助立竿见影的。至于最重要的道理，则在于圣人的遗教，以及所用的是君子、小人的辨别。陛下审查观看天下形势，难道认为不值得担忧吗？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富弼用一生观察经验，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哀思形容当时朝政疴弊和民间百姓疾苦现状，戳破了这个“最好四十年”的历史遮羞布。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最好的四十年”里，会有富弼“不寒而战”的景象，这景象的背后，是一个繁华表象下，正在悄然腐朽的大宋王朝。甚至随后的“靖康之耻”事件导致北宋灭亡，就是自此种下的祸根。

      一部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王朝统治史表明，家天下的统治，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才是无可辩驳的史实，“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是专制王朝最鲜明的特征。

      不过，假设姚洋教授的这预言观点能实现，再现宋仁宗时期文人士大夫的待遇，也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景象。毕竟，没有或不发生文字狱，“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早已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当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盛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