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年年如此，又是一年。

百无聊赖之际，忽想起李白那首《行路难》，便重读一遍。

公元713年，在皇权斗争当中取胜并且最终掌握至高无上权力的唐玄宗李隆基下诏，改元开元，改年号为“天宝”，由此开启中国历史上所谓无比辉煌壮阔的“开元盛世”。

唐玄宗大权在握，就不停地折腾，频繁废立太子、重用奸佞臣、清洗朝党、破格提拔军头安禄山、东宫太子党集团的势力被打压团灭也是玄宗乐见的……

至此，天宝年间的政局从稳定走向了动荡。唐玄宗对李林甫集团的重用与放纵，为后期的动荡格局埋下了隐患；而李林甫从中起的作用是让大唐帝国失去了正义的支撑，能臣被裁害殆尽，朝堂之风积弊尤深，当正义失去声音的时候，乱世将至；天宝前十年不正常的朝堂关系是盛世沦落的前奏曲，帝国的斜阳在舒缓而残酷的乐曲声中滑向衰落。大唐朝局斗争开始愈演愈烈，无数个“伏火雷”从此被陆续埋下，并在未来引爆整个帝国。

天宝初年，李白奉诏入京，对自己的前途命运抱有强烈的自信：“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可是入京后，却没被唐玄宗重用，还受到权臣的谗毁排挤，谁知庙堂之上，玄宗惟以“倡优蓄之”，这与他济世报国的宏图大志相差甚远，两年后被“赐金放还”，变相撵出了长安。李白被逼出京，朋友们都来为他饯行，求仕无望的他深感仕路的艰难，此时在思想上产生了浓烈的既不愿与权贵同流合污又不愿独善一身的难解难矛盾。于是，在政治道路上遭遇艰难后的感慨，和一腔悲愤之辞应运而生，满怀愤慨写下了《行路难》这组诗。诗中抒写的正是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所激起的忧愁感情波涛。

其一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的这首诗与作于此时的《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诗云：“谗惑英心，恩疏佞臣计。彷徨庭阙下，叹息光阴逝。未作仲宣诗，先流贾生涕。挂帆秋江上，不为云罗制。”他一方面愤懑玄宗不辨忠奸愚贤的行径，以致有“未作仲宣诗，先流贾生涕”之恨；面对如此豪之盛筵，若逢诗人得意之时，定然会狂歌痛饮，绝不辜负金樽明月；然而诗人时处英雄失路之际、有托足无门之悲，面对如此佳肴美酒，却是一次次地举杯，又一次次停杯；一次次地握筷，又一次次地放下。在频频举杯停杯、握筷放筷中，传达出了诗人内心无限的惆怅悲愤无由排遣。激愤慷慨至极之时，诗人拔出宝剑，举目四顾，然而回应他的唯有一片茫然的前途，与一颗同样茫然的心。今宵酒醒何处？眼前道路多歧，前方竟是何方？今后关山难越，谁又悲失路之人？诗人离筵上瞻前顾后，于前路进退失据：既不甘沉沦自弃，也无由寻找出路，只能在彷徨苦闷中遍唱“行路难”，在徘徊歧路处追寻“今安在”。

虽然最后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两句，但其实只是仗着自己年轻，幻想来日还有实现理想报负的机会而已。

其二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

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

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

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

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

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

行路难，归去来！

诗其二主要用典来揭露宫廷的腐败，唐代上层社会喜欢拿斗鸡进行游戏或赌博。唐玄宗曾在宫内造鸡坊，斗鸡的小儿因而得宠。当时有“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狗胜读书”的民谣。如果要去学斗鸡，是可以交接一些纨绔子弟，在仕途上打开一点后门的。

唐玄宗这时已经腐化而且昏庸，根本没有真正的求贤、重贤之心，下诏召李白进京，也只不过是装出一副爱才的姿态，并要他写一点歌功颂德的文字而已。“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慨叹昭王已死，没有人再洒扫黄金台，实际上是表明他对唐玄宗的失望。诗人的感慨深入内心极为沉痛。

其三

有耳莫洗颍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

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

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

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

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

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

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

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诗其三用典故则在揭露宫廷政治的黑暗和险恶，这都是诗人在长安宫廷的切身感受，也是他不得不辞职的理由。此篇用典频繁，但不是自比古人，而是通过对古人的评论表达出至为复杂的心情。首先对许由、伯夷与叔齐的弃世提出非议，可见前两首所说的“济沧海”“归去来”并非心甘情愿；可是，接着又对伍员、屈原、陆机、李斯之殒身政治表示不满。弃世既不符合他的人生理想，济世又深感世情险恶，两边都不是他原意选择的出路。

最后他对及时身退的张翰表示赞赏，正如前两首的结尾一样，不过是无可奈何之下的强自宽解，也是对现实表示抗议的激愤之词。“且乐生前一杯酒”，犹如“直挂云帆济沧海”，一样都是自我解嘲，神仙和酒原是李白排除忧愤的两大法宝。但他还说过“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举杯消愁愁更愁”，无论仙与酒都无济于事。而如今功业未成，已然见弃；虽身隐沦，心又何甘？正因为如此，李白的“行路难”才有别于鲍照等人，具有更深刻的悲剧性。诗中引用历史教训也出于现实感受，既是李白人生悲剧深刻性之所在。

李白写完这首诗后，既无功名也无官衔，在外处处干谒备受冷遇。开元后期李白在长久漫游中度过，北上太原南下江淮，登名山访古迹，看似逍遥实则落寞：“游子托主人，仰观眉睫间。目色送飞鸿，邈然不可攀。”

同样作于《行路难》这年的还有《世路今太行》，所表达的情绪和信念与《行路难》大致相同，但行文中有了更多的焦虑：

世路今太行，回车竟何托。万族皆凋枯，遂无少可乐。旷野多白骨，幽魂共销铄。荣贵当及时，春华宜照灼。人非昆山玉，安得长璀错。身没期不朽，荣名在麟阁。

开篇化用南朝梁刘孝标《广绝交论》中“世路险阻，一至于此！太行孟门，岂云崭绝”一语，面对险峻坎坷的太行山路，想要返回却无所寄托，暗示自己长安梦破碎后，前路一片茫然与悲怆之心态。

这大概就是后半生李白的生活常态。李白感叹他生存的世道，几乎全如那太行山一般寸步难行。他一次次感慨太行失路，一次次提及归隐，却没有再次提及仕途希望。他还在另一首《游溧阳北湖亭望瓦屋山怀古赠同旅》诗中用“十步九太行” 一句来比拟后半生，联想之后他的人生遭遇，给人带来极强的震撼悲哀。

李白后半生的颠沛流离、穷困潦倒的漂泊生活，虽然有时短暂地充满了浪漫和豪情，但更多是失意中的郁郁寡欢的如影相随。最终，李白在唐肃宗时期卷入永王之乱，流放夜郎，最终到达当涂县令李阳冰家，并于上元二年去世，享年六十二岁。

今天读他的行路难及其它诗篇，思考再三觉得还是为他庆幸。李白是幸运的，幸运的是他天宝年间被遭谗去职，辞别帝京，亲朋好友设席张筵为之饯行。他写下这首诗愤懑唐玄宗不辨忠奸愚贤的行径，诗词中充满比拟言词犀利、激愤，以致有“未作仲宣诗，先流贾生涕”之恨。唐玄宗不但没有让唐朝监察御史机关对他以“聚众寻衅滋事”、“扰乱治安”、“妄议朝廷大政方针”、“攻击诽谤大唐盛世”、“严重违法违纪”等罪名进行留置、双规打击报复和迫害，反而被“赐金放还”。由此看来唐玄宗虽心胸狭窄、昏庸荒淫无能、治国无方，但他却不搞文字、敏感词、高压维稳阴暗手段那一套。那个时代的众多诗人做诗赋词谱曲，几乎普遍性多有对朝政官员上下贪腐盛行、司法黑暗横行、官不聊生、民不聊生等众多贪污腐化黑暗现象的讥讽抨击批评。象李白这首《行路难》言词比拟就具有相当代表性。朝廷没有让大唐主旋律讲好大唐盛世故事，唱响正能量，更没有删帖、封号、禁言、屏蔽那些文人骚客们的众多“谋反诗词”，而且对诗词赋刻印出版发行没有审查审核制度。如果唐玄宗那样做，以李杜为代表的大唐诗人群体，凭他们几乎每一个人写的那些抨击大唐官场荒淫腐败黑暗、民不聊生的诗篇，把他们随便找个罪名关押、囚禁或者团灭，都是小菜一碟的事。如果那样做，根本不可能有后世今天我们背诵朗读的洋洋洒洒数千首唐诗留存下来，哪里会有今天我们动辄引以为豪的大唐盛世？

设若李白活在当下，他的这首《行路难》及其它那些诗词因触犯某些敏感地带、敏感事物、敏感历史、敏感现实，他能不能写诗赋词都是很大的问号，对一向嗜酒如命一生嗜酒如命的他，也只有终日郁郁寡欢、举杯浇愁愁更愁了。说不成喝成酒精肝肝硬化早早死于非命也说不定。由此说来，诗仙酒仙李白生在大唐而不是后世今朝，噫吁嚱！幸运哉！

安史之乱是大唐帝国过去15年来各种“伏火雷”的一次总爆发，也正是天宝的这15年，大唐帝国由盛转衰，让整个帝国陷入衰败分裂。所谓大唐盛世已经敲响了丧钟，整个帝国由此陷入风雨飘摇的时代。